大学时我只奢侈过一次,买了台随身听。那时候没网络,没手机,也没女友。平日上课还好,最难打发的是节假日:本地同学回家,附近有亲友的也有去处,剩下我们几个外地学生,假日忽然长得很。有台随身听,就有事可做了。
东财园校门外长长的小路两侧从地摊到报刊亭到多声道音响的音乐屋,有各种音像制品卖。很少买正版磁带,价格是一方面,好听的歌不多是另一方面。我们像分享烟一样分享磁带。宿舍里有一台便携式录音机,学校放英语听力那种,虽然音质不佳,却足以调剂单调的生活,播放我们打发寂寞的歌。今天回想大学生活还记得我们常常听的歌,熟悉的旋律让我想起睡在上铺的兄弟。
能够表达的情感才是快乐的情感,然而情感表达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今天微信可以秒发感情,那个时候无论同城还是异地都要写信。一封信往返,快的要两周,慢的一学期写两封信就要放假了。每到圣诞新年,学校的邮局信箱塞满了贺卡,有些塞在了外面,像圣诞树一样壮观。「云中谁寄锦书来」是那个时代的喜悦。
1990年代中期,大约在大学二年级,校园附近可以买到一本叫《音乐天堂》的音乐杂志,中山大学出版的,以英文歌为主。以 Jingle Bell 作为英文歌启蒙的我们,听到这些歌犹如天籁,和平时听「花心」「涛声依旧」一类的流行歌曲完全不是一个水准。曾经有一段,《音乐天堂》是我们宿舍必买的杂志。Boyz II Men, Enya, Richard Marx, Michael Bolton, Simon & Garfunkel, Roxette,这些若干年后才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歌手和乐队对我们还是陌生名字。《音乐天堂》后来因为版权问题停刊了,此后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终究无法突破法律的界限。《音乐天堂》昙花一现,是我那一代人对音乐抹不去的记忆,特别是前15期,很多旋律留在记忆深处。
同寝室的一个广东兄弟,每次要坐55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从广东到大连,舍不得买卧铺却舍得买很好的磁带。他每次总会带来 TDK 的透明磁带,里面是路过广州时付些费用从 CD 直接翻录的流行音乐。音质清澈悦耳,让我对 CD 和广州神往了好久。他带回来的磁带主要是粤语歌曲,谭校长、Beyond、张学友、梅艳芳、陈慧娴、张国荣。那时候听不懂粤语,同学会给我们用普通话解释,虽然有些粤语表达怪怪的,但也有些歌词直指人心,更重要的是用粤语唱出来的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即便是张国荣这样的跨界大家,也是粤语歌远远比国语歌更有味道。很多歌曲我一直喜欢到今天。
学校电影院有时在开映前摆出卡拉 OK 机,谁都可以上去唱,不收钱。有一回,两个像是情侣的同学对唱《相思风雨中》。也许是两个人合拍,那一晚我竟觉得比原唱还好听。还有个兄弟拿起吉他,对着一个女孩儿唱周启生的《天长地久》。琴声才响,原本闹哄哄的场子就静了。有些话,当着人的面讲不出口,唱起来倒说得清楚。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天各一方,一起听歌一起唱歌的日子逐渐远去,但喜欢听歌听音乐的习惯却一直保留下来。工作后赶上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网络下载的歌曲多了,但还是喜欢到音像店里买 CD 来听,最喜欢大连友好广场一家音像店,有很多精品。每次到那里找一位熟悉多年的哥们叙旧后,都会到这家音像店停留片刻。
索尼 MD 505 随身听是我在随身听后买的第二个音响设备。索尼是一家很伟大的公司,把一张 CD 放在那么小的盒子里,音质却丝毫无损,加上索尼 717 耳机,给人一个非常安静优美的音乐世界。后来出现 MP3、音乐手机,只在便利性方面更胜一筹,音质却没法超越 MD。这些年多次搬家,每次搬家都像着了一次火,少了很多东西,当年的老款随身听、索尼 MD 却一直随身带着,尽管我已经不用它听歌了。
在洛杉矶留学时,节日的一天去附近超市购物,推着购物车闲逛时超市播放了邓丽君的歌曲。对邓丽君的歌大多数耳熟能详,觉得很好听,没有其他感觉,但在异域文化里突然听到她的声音,一瞬间心弦被莫名地拨动,呆呆地听了很久。留学时听很多歌绝大多数都是中文歌,英文歌反倒听得很少。
后来苹果把手机也变成了听音乐的好家伙。想听歌,不必再到音像店挑CD;免费也好,付费也好,网上都找得到。有时根本没打算听什么,朋友在微博、微信上随手一转,倒会碰上一首舍不得关的。阿南亮子的《Refrain》就是这么来的。头一遍只觉得好听,后来坐高铁去哈尔滨,又点开来听。列车在东北平原上飞驰,窗外的景色一路换过去,黑管的副歌从轻快的节奏里慢慢扬起来。那一路,耳机里什么也不用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