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一天,同事问我还有没有什么事没交代。我说不知道。她愣了一下,显然觉得这个回答不正常。
其实我只是不想说话。活动筹备了几个月,能想到的都想到了,想不到的也无能为力,这时再来一轮嘱咐,不过是把焦虑传染给更多人。到了最后一步,能做的只剩下出发。
签证是另一场消耗。欧洲使馆向来把节假日当作正式假期认真执行,前脚递了材料,后脚赶上他们的某个节日,窗口就此关闭,连个通知都没有。签证官的态度倒很坦率:按时提交申请不能保证按时出签,不要找人,不要打电话,不要发传真,不要给我施加压力,不要干涉我工作。说完这一串「不要」,他转身走了。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你以为我喜欢来找你?
欧美国家对本国公民的领事服务意识很强,中国官员施压的效果却相当有限,外交渠道用得太滥,使馆那边一看就知道是例行公事。最后托人辗转找到该国驻华大使,他写了封信,保证签证在出发前办好。好在申请的是欧洲小国,程序还算灵活,换成美国大使馆,这条路就走不通了。
签证在出发前一天到手。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比「要提前办」更进一层:做事就要接受失败的可能,事情越大,失败的代价越大,没有什么是绝对保险的。与其把精力花在消除所有不确定性上,不如在时间和资源上给自己留足余地。被动局面一旦出现,原本不成问题的事会接连失控,像雪崩一样,找不出哪一块石头是原因。
飞机降落戴高乐机场,入境,取行李,坐大巴进城。欧洲城市我去过不少,真正让我折服的只有巴黎和罗马。罗马靠的是沉积,时间层层叠压;巴黎靠的是设计。十九世纪中叶,一位叫奥斯曼的男爵把整座城市拆掉重建,统一的石灰岩立面、放射状的林荫大道、街角的拱廊和转角处的穹顶,构成了今天巴黎的骨架。
巴黎把十九世纪的临街立面大体保存了下来。这件事,走到塞纳河边比看照片更容易明白:眼前是今天的街道,抬起头,却像还在另一个世纪。二战中法国迅速战败,给国家留下了屈辱,巴黎的建筑倒因此少受了炮火。欧洲另一些城市被夷成平地,战后得算着造价重建,老式外墙挨着便宜的新楼,两个时代的接缝一眼就看得出来。
参展的场地在奥赛博物馆。奥赛原是一座火车站,废弃后改建为博物馆,收藏以印象派为主,馆舍本身就是十九世纪工业建筑的经典样本。我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天,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莫奈和雷诺阿的原作。印刷品里的颜色是对的,笔触却会骗人,颜料堆叠的厚度和方向,要站在画前才看得出来。
蒙马特是另一种巴黎。山顶的圣心大教堂白得刺眼,山坡上满是画廊、酒馆和支着画架等生意的画家。整个街区有一种做给游客看的松弛,却并不让人厌烦,大概因为这种松弛是真实的:没有人在敷衍,在这里谋生的每个人看起来都相当认真。
到了香榭丽舍大街,街景换了,眼睛看的东西也换了。在蒙马特看画家手里的活,在香榭丽舍,我常常只记得一个过路人的步子,或是她抬眼望过去的方向。回想巴黎的时候,这些匆匆一瞥的身影,倒和白色的圣心大教堂一样清楚。
展览结束,收场,装箱,送货,签字。在欧洲合作过的布展团队,工作方式和国内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他们不需要人盯着。这与自觉与否关系不大,他们的职业训练只给了他们一种工作状态,就是把事情做好。你去提意见,他们会认真听,然后告诉你哪里行、哪里不行;如果你的方案不如他们的,他们会直说。这种直接谈不上傲慢,是长期对结果负责养成的工作习惯。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现场盯着,回头想想,盯过的地方大多没出问题,出问题的地方盯也没用。
离开巴黎时天色已暗,从舷窗望下去,城里的灯连成一片橙黄。出发前同事问我还有什么没交代,我答不出来。回去的时候倒有一件事想得很清楚:下次再来,不带工作,去蒙马特的山坡上坐半天,就看那些人画画。
原载天涯博客「如果人都是天使」,2008年10月20日。



